叶开：教材已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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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已进死胡同

© 叶开／文

　　现在全国中小学的教材编选模式，主要是转向组团编辑模式，就是说先有一个主题，然后找几篇课文来阐发这个主题，比方说这个主题如果是爱国主义，那么就找几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来说明爱国主义。 
　　但是很多文章就是杜撰出来的。比如俄罗斯航天员返回地球，最后只有七十分钟跟家人告别的故事。2008年有普通网友发现这个属于杜撰，《新京报》在2008年11月也曾做过一个小专题，采访过像叶永烈这些作家，基本上确定这完全是一篇杜撰的课文。 
　　这种课文其实很多。我现在就发动很多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来找，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大家一起才可能去伪存真。 
　　篡改是当下我们文化领域的一个惯例，无论哪一个文化领域都是这样，我们的教材首当其冲。尤其让我觉得遗憾和沉痛的，是教材对孩子的影响实在太大，过多篡改，使得课本的文化传承功能消失了。 
　　我和我的孩子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现在他们的课文跟我们过去没有任何两样。比方说以阶级斗争这样的角度来选文章，《刘姥姥进大观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是从《红楼梦》里选的，但可以算是《红楼梦》里最没有意思的章节。为了说明阶级斗争、封建社会冤案等，完全是主题先行，把《红楼梦》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肢解成如此可笑的小小部分，孩子们以为原来《红楼梦》这么可笑，就不读了。

　　民国老课本被认为编写透着“仁义礼智信”和“情趣”，我们要从民国老课本里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道主义教育。我们首先要强调，教育就是面向人服务的，是人道主义教育，而不是狗道主义、兽道主义教育。要培养活生生的、有个性有思想的人才，就必须围绕这个角度来进行教材的编写。民国时代的课本也有它相对明确的主题，比如说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新型的人才，为中国当时的文化建设和国家的复兴作铺垫。很多伟大的教育先行者，他们都是这么实践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成功的。 
　　民国教材具体编写的内容，可能不见得每篇都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其编写思想，即面向人的教育、个性化的教育、差异化的教育，尤其是培养独立、有思考能力的个人的这种教育，仍然高于我们现在的编写思想。 
　　我一直在提教材差异化问题，包括不同个性区别对待，还有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设置，另外我坚决反对教化先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非常优秀的典籍，它不仅存在四书五经这些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经典里，还存在于我们不大知道的经典里面。比方说唐传奇里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故事，实际上在唐时这些故事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像后来明清时代的文言文那么晦涩，故事比较漂亮，所以反而比较容易懂。 
　　另外小孩对字形的记忆理解能力远远超过成年人。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写过文章来谈论繁体字简体字的问题。著名的心理学家在美国、中国做过大量的实践性研究来分析汉字和西方文字的被认知能力，发现在易记性上，相对复杂的汉字字形反而具有优势，因为它比较个性化，更容易被记住。另外小孩认字是非常容易的，尤其是这种复杂的字形，只要你把它说清楚，让他们记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儿童真正的审美和阅读能力，在当下中国被曲解、被贬低，目前就是这样的现状，这跟当下中外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巨大差异有关。中国教育不培养个性化，不培养个人思考能力，也不主张个人想象力的发展，在这样的个背景下，所编撰的教材，以及它的教学思想，都是不鼓励孩子发挥个人能力，或者说不鼓励逐渐培养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另外，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思想下，还会有意地贬低和压低我们学生的这种能力，好像我们的学生就是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能力来接受、理解或者独立思考个问题。我讲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孩子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绝对不比国外的那些同龄孩子差，就是在后面落后了，因为我们过去受的是打压式的教育，而他们是鼓励式教育，鼓励你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学生毕业到了成年之后，已经完全类同化了，缺乏了这样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和想象力。

　　我有一个同班同学，现在也是中学界资深语文教师，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对比大陆人教版和香港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同时选入的许地山那篇著名散文《落花生》，他总结出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差异。 
　　首先是香港版是原文一字不删不改照录；人教版的那个教材则是作了多处改动。 
　　其次，对于这篇文章的设问，香港教材课后的设问和帮助，做得极其完善，其中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阅读拓展”和“研究缩影”，告诉学生在哪里能找到许地山的作品，如何去阅读这些作品，这些作品是怎样分类的。也就是把教科书作为了一个引导。就像一个观光手册那样，不是看观光手册就够了，是真正引导你通过观光手册的介绍去看更多的名胜古迹。语文课本也是这样。语文课本介绍了许地山的一篇《落花生》，只不过是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它在引导。香港那个教材的编排就特别好，它在引导你如何去寻找许地山其他的作品来读，并介绍他还有哪些其他的作品，然后介绍他基本的一些作品的阅读方式。这个就特别好。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你要把宝藏的大门打开。 
　　我不希望用“课外书”或者“闲书”这样的词来贬低非教材读物。我对这类词特别敏感，因为我们过去当学生的时候，老师动不动就打击你，说你看闲书，就好像不是教材的书都是不重要的，是闲书。现在我们要扭转这样的观念，那些“闲书”恰恰可能要比我们的教材重要得多，或者说起码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教材，分量不比教材轻。 
　　一部非常好的教材，它也只能提供导游手册的功能。学生们要学会在老师这样一个导游的引导下，在大概知道文化经典的状况的情况下，脱离教材，进入其他的相关的学习领域中去。这样的学习方式是西方、东方都通用的，不仅是西方，我们东亚的近邻日本、同属于大中华文化圈的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都是这么做的，就是教材只是一个引导，我们的学生不能只专注于教材、止步于教材、禁闭在教材里。我们目前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一个局限性，就是把学生禁闭在教材这个狭窄的圈子里。 
　　谈下去内容就很多了。比方说我们的考评模式、我们答案的唯一性。在文科，尤其在人文学科里面，这个唯一性的答案对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这个探讨开去，确实有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要谈。我现在要报点喜：有很多教师，他们也在很不容易地做着基础工作。很多教师寄他们的专著来给我看。他们即便在封闭性如此强的教学领域里面，也是有良心的。有良知、有反思能力的这些教师，他们都在尽量地开拓学生的视野。比方说我收到苏州一位高级语文教师的一本书叫《不拘一格教语文》，它里面即便有一些东西我不见得特别同意，但是他把语文教育这样一个事业，拓展到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实践活动中去，这些活动包括看电影、评价电影，听音乐、评价音乐，阅读其他的文学作品等，相当难得，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做这样的教师，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有升学的压力，有考试成绩的压力。 
　　对于这些问题，从我个人来讲，没有特别有价值的建议。改革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教师长期封闭在这样的一个语文教学圈里，把这个当作整个世界。我刚刚发明了一个词——特殊工种，或者特殊行业，他们把语文教育当作一种特殊工种、特殊行业，好像我不教语文，我就没有资格谈语文了，他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很奇特的信念。如果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都没有资格谈的话，你想想还有谁能谈。这样一种封闭性的思维，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伤害性是最大的，而且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的。 
　　要改革目前来讲是极其困难的。在教师目前这个圈子里面，挑选教师来进行教材的编撰，不可能跳出目前的思维模式，更何况我们挑选出的教师，还远远不是优秀教师，据我所知，都是一些相对一般的教师在编撰这个教材。

　　目前的语文教材也好，其他教材也好，是一块肥肉，是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领地。这个尤为可恨，因为在这里面牟利，是非常缺乏责任感和道德心的。但是这个确实是事实。教材的编写由他们控制，排他性非常强，任何与之意见不合，甚至水平更高的一些人是不可能进入这个编写组的。 
　　我接到过四五个编写组的邀请，我都拒绝参加，因为在那里面我根本无法体现我个人的思考，就是完全按照他们的那种条条框框编，二十个框架放在那儿，非常可笑。 
　　但是这些教材编写者的阋读视野是非常之狭隘的，无论文化修养，还是各方面的阅读面，他们别说跟真的优秀的专家相比，跟我比也差很多。他们很多人都是从《读者》这样的一些杂志里面挑选一些非常糟糕的文章来给孩子读，恶性循环，比较可怕。目前要打破这个僵局，我呼吁教材真正放开。 
　　目前有一个风声说教育部又准备回收编写权，重新编写全国统一的教材，并且打通文史哲。我个人对“打通文史哲”这样一个说法持赞同的态度，但是我大声地呼吁，不要再回到中央统一编写教材这样一个模式，要放权。 
　　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教材是放到地方上编。我希望真正地放权，然后将教材引入有实力、有能力的大型出版社，让他们自己组织相关的优秀专家、学者来自主地编写教材，并且允许学校自主挑选教材，真正做到教材编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对我们中国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个真正有效的提升，不然的话，教材这一块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了，任何的小修小改都已经于事无补。 
　　我要提醒一个小小的事实：我看到的这几本民国教科书，只是一千多种民国教科书中的优秀代表作。当时有一千多种教科书，而我们现在小学教科书只有十二种，初中只有八种，高中只有四种，而全国有十三亿人口。能不能痛下决心真正放开，为中国文化复兴大业做点事，就要看教育改革力度有多大、教材的放开力度有多大。可以在良性的循环中、竞争中，让优秀的教材不断地优化下去，这才真正是培养中国新的创新性人才的一个非常基础的部分。 
　　关于教材如何对待鲁迅作品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鲁迅当作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一个文学大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就很容易明白他的一些文章被选用和被放弃是很正常的事。但在中国，鲁迅有特殊的含义，没那么单纯了。鲁迅有一些文章用作教材确实不合适，鲁迅本人也有更好的文章可以取代这些，这是其一。其次呢，如果说真正是公正地考量，适当更换、删减一些篇目很正常，因为鲁迅作品占据了被选文章的最大份额，对此稍微进行一些改变应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即便是撤换了一些，他的作品仍然是入选最多的。 
　　鲁迅的一举一动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这种过度的关注，反过来确实也破坏了教材编写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文选自《有可奉告》2，凤凰网文化频道主编，新星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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